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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故事旁边(第2页)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驲道驰还北京”。驲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陆驿还是水陆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速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仓促不果”,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小说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发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讻讻。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发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煦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圻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圻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圻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把朱瞻圻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

一年不到,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远在外地。这一次天赐良机,朱高煦岂会放过,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

不,不只是京城,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个计划的轮廓,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没下旨申饬,反而增加了封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一时不宜动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稳,再清算不迟。

洪熙元年,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决定动手了。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潜入京城,联络勋臣做内应,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与此同时,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大加许诺。更夸张的是,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说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等着汉王“多行不义必自毙”,然后再师出有名,一击而定。

当汉王在乐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后,宣德皇帝终于动了。他御驾亲征,带领京营大军把乐安州团团围住,四周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在这种恐怖的震慑之下,汉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一点胜机,主动出城请降。

宣德皇帝指定身边一个叫于谦的年轻御史,历数汉王的罪行。史书记载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悦。这让他接下来的仕途一帆风顺。

不过宣德皇帝并没有杀掉汉王,而是将他们父子带回京城,关在西安门内。但其他参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被砍头的有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可想而知,朱高煦叛变的规模有多大。

虽然从现有资料里,我们无从判断朝中重臣有谁参与了这场叛乱。但从京城动静来看,汉王绝不是孤军作战,一定是内外呼应,才有胜算。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正是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

吕震虽然官运亨通,但性格佞谀倾险,操行无取。他在这场汉王之叛中并未受到什么牵连,但在汉王覆没的稍前时期,突然离奇暴毙。史书上说他去祭祀太庙,在西番僧人那儿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后突然死了,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汉王这个人,当真是骨子里桀骜不驯。他即使被禁锢在西安门内,依旧没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国朝献征录》里记载了他的结局:有一次,宣德去探望汉王,没想到汉王一伸脚,把他绊了个大马趴。宣德这次可真是气坏了,找来一个三百斤的铜缸,直接把他扣在地上。汉王还不服,试图把大缸举起来。宣德命人在旁边烧起炭火,把汉王硬生生烫死在里面。而汉王的十个儿子,包括朱瞻圻、朱瞻坦、朱瞻域在内,一并处死。

都惨到这份上了,居然还主动作死,只能说汉王真是性情中人,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好好出一口恶气。

在解决汉王的同时,宣德皇帝还在忙碌于另外一件事:为先皇修建陵寝。

这事本来不算奇怪,哪个皇帝登基之后都会干同样的事。可麻烦就麻烦在,朱瞻基必须同时修两座陵寝。

永乐七年,朱棣选定了京城北边的黄土山,改名天寿山,开始修建自己的长陵。长陵规模宏大,工程浩大,一直到永乐十一年,方才修完地下部分,但地上部分始终没有彻底竣工。洪熙皇帝即位之后,长陵工程仍在继续。可谁也没想到,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别说他父亲的陵寝没修好,连自己的都没开始动工呢。

两座陵寝,都要朱瞻基来主持修建,这个负担可是不小。好在洪熙皇帝临终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于是朱瞻基在长陵西北不远处选定了下葬位置,亲定规制,是为献陵。献陵的规模与设计,完全遵照了洪熙的遗愿,不张奢华,力求简朴,很多建筑能省则省。

献陵的正式动工,是从洪熙元年七月开始,也就是宣德皇帝登基后一个月。为此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亲率军士万人,南京附近卫所旗军以及匠户等十一万人前往助建,另外又从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征调了五万名民夫。

如此规模的人力动员,加上陵园设计不算繁复,建造速度自然很快。同年八月,玄宫便告落成,洪熙皇帝正式入住。但其他配套建筑比如明楼,则暂时停止了施工,因为无论如何得先把长陵完成,不然儿子的陵寝比父亲的先修完,于礼不合。

长陵最终全部完工,是在宣德二年。不过我们现在去参观所见到的大石牌坊、祾恩门等,都是嘉靖年间才增补起来的。至于献陵的正式完工,则要拖到正统八年三月,宣德皇帝已经去世很久了。

顺便一提,宣德死后入葬的景陵,比献陵还小。他临终前表示身为儿子,不敢比父亲的陵寝规制大,更不要像长陵那么劳民伤财。所以后人做过总结,明十三陵中,献陵是最简朴的一座,而景陵是最小的一座。

说到这几座明代帝王陵墓,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残忍话题,那就是殉葬。

殉葬作为一种古老、野蛮的葬礼制度,盛行于商周,式微于春秋战国,并在秦汉之后基本绝迹。此后中原王朝不复见成习俗化、礼制化的陪殉之仪。

但到了大明开国之后,这种古老的殉葬习俗突然便死灰复燃。据毛奇龄的《彤史拾遗记》记载,朱元璋去世时,一共有四十六个妃子陪殉于孝陵,宫人也有十几名。《万历野获编》则说“凡妃殡四十人。俱身殉从葬。仅二人葬陵之东西,盖洪武中先殁者。”

无论是哪一种记载,都说明朱元璋去世时,陪葬宫妃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朝天女”,她们的亲属则被称为“朝天女户”,颇得朝廷优恤。

比如在建文朝中,一批殉葬妃子的亲属被特批进入锦衣卫,成为百户或千户。靖难之后,这些人本该作为建文一党被清洗,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对这些朝天女户安排不同,调去了孝陵卫。一个叫程嗣章的诗人这样写道:“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泽常忧雨露偏。龙驭上宾初进爵,可怜女户尽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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