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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2章 轻徭薄赋害穷民与民休息多虚耗(第2页)

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到了王朝末年,都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穷的当裤子,世家大族富得流油,最后就是天下大乱,群雄蜂起,致使生灵涂炭。

徐渭对李如松的读书就四个字,两眼一黑,实在是有点朽木不可以雕也,熊廷弼那样文武全才,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李如松自己有武力在身,就越不喜欢读书了,徐渭也管不了,最终李如松也就是识字而已。

现在,李如松学会引经据典了。主要是戚继光俞大猷的言传身教,戚继光是手不释卷,闲暇的时候就会读书,李如松渐渐发现,戚继光的才智不完全的来自于天赋异禀,还有不断的学习,这让李如松感触极深。

不用人劝,李如松自己就开始读书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李如松学会了贱儒的手段。

引汉书所云,就是证明这种现象,自古就存在。

“豪民越强越兼,越兼越强,朝廷轻税,则豪强恒强,反而加剧兼并之祸!”朱翊钧读着读着发现李如松说的还有几分道理。

李如松在奏疏里的从供需角度出发,基于矛盾说,从两个视角去观察了这个问题,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则是朝廷收的少,豪民收得多,那豪民一定会比朝廷强,那朝廷还想管豪民,就是无稽之谈;

而自下而上,则是从供需角度去考虑,朝廷的税太轻,豪民就可以把地租赁给更多的佃户,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基本逻辑形成,豪民的议价能力变强,而家丁奴仆的实力也在增强,强人身依附关系建立,地主从一块土地上的朘剥量增加,豪民聚敛速度增加。

李如松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之后,提供了论据。

自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入寇京畿,保定府建圩墙以自保以来,朝廷能收到的税累年减少,本来是地方衙门的苛捐杂税,都被圩主们收走了,而圩主们兼并之数,超过了过往一百七十年的兼并总和,最终才导致了把人堆肥这种惨剧的发生。

“轻徭薄赋害穷民,与民休息多虚耗。”朱翊钧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观点,但是他发现李如松说的很有道理。

李如松这本奏疏,从现象到问题,再到原因,再到解决办法都提了出来,公五,民四,地主一,就是李如松给出的办法。

加税,只要朝廷狠下心来加税,兼并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先生这是捣什么乱啊,他居然在浮票里表示了赞同!”朱翊钧看着张居正的浮票,眉头紧锁。

冯保十分确信的说道:“先生对于贱儒攻讦振武之事,极为不满,先生不满,这加税就是在刨根,朝堂财用日足,清丈、普查丁口相继完成,将丁口摊入田亩之中,厘清税赋,而且先生一直想推行一条鞭法,这也是财税的革故鼎新。”

“加税,加来加去,最后还是加到小民头上,不加。”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李如松说得再也有道理,也不能轻易加税,因为都是给穷民苦力增加生活负担。

“陛下,先生也说了,那都是加税加的不够多。”冯保试探性的说道。

佃户的劳动是有极限的,如果朝廷要五成,乡贤缙绅还要五成,超过佃户生活所需的极限时,佃户自然要求豪民减租,豪民不减租怎么办?高阳何氏的灭门惨案就是例子,这就是加税加的不够多的逻辑。

这也是五成这个标准的由来,当豪民从土地中无法朘剥足够的财富时候,土地的收益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个时候豪民兼并的欲望就会直线下降,转而看向手工作坊,更大规模的生产就会出现。

“先生还说,要把各地常平仓纳入考成,对粮价进行考成,对粮食的价格进行严格限制,减少粮食的收益,这样粮食才能四通八达。”冯保进一步解释了张居正对李如松奏疏的补充。

常平仓自汉代就有,是为了调解粮价,储粮备荒备灾,以供应官民所需设立的粮仓,而将常平仓的运作纳入考成法,让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减少土地的产出,这样一来,反而抑制了兼并,促进了粮食生产。

这是基于大明现状的政策,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局面,当粮食的收益较低时候,粮食的交换价值大幅度下降,其使用价值就会得到突显,而田亩也会自然而然的从豪民流向小民,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到人的肚子里。

“先生还真的是读书人啊,加税、降低粮价,双管齐下,这么搞的话,民乱四起。”朱翊钧撇了撇嘴,拿起了朱笔,否定了李如松的奏疏,也否定了张居正的意见。

李如松这本奏疏是一句也没提朝官对他的攻讦,但字字句句都在反击,他在刨根,刨势要豪右的根儿。

土地是这些出身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命根子,李如松就是奔着朝官的要害去的。

张居正在表达自己的愤怒,富国强兵,是张居正新政的核心内容,对于李如松如此攻讦,是对新政的挑衅。

这些看似合理的话,其实都是在表达态度而已,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推行。

这么大的事儿,张居正就贴了一张浮票,其实就是知道皇帝不会同意,才会如此建议,张居正教过朱翊钧,一个政令如果他看起来十分的完美,那么它一定非常的危险,朝廷加税,看起来简单直接,而且方方面面都很好,那就十分危险了。

那么,加税的代价是什么?

大明也有加税的典型案例,征三饷,征三饷就是的结果就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一个古怪的循环出现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下,帝国的财用大亏,蛮夷起于四野,流寇荼毒天下,朝廷无银无粮,无法组建军队安定江山社稷,只能加征三饷,结果就是把良善的百姓逼上梁山,逼到落草为寇。

为安定天下加派,加派逼民为寇,天下更加动荡,需要更多的加派,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建立。

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辽饷,崇祯十年开始加征剿饷、崇祯十二年饷尽而贼未平,再加练饷,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二年的时候,杨嗣昌对崇祯皇帝说:百亩只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杨嗣昌的逻辑也是如此,加税减少兼并。

一切设想都是极好的,加的税也不多,但大明朝的确是这样的,朝廷开征三饷后,各地各级衙门,是决计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机会,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

所以,加税其实就是张居正威胁朝臣们的一个办法,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些个朝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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