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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2页）

这种地方往往也有优势。不久前有人在那里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号或者被社会遣送过去的、在外流离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没想到昨晚这家医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烧得很彻底，三个小时才完全被扑灭。

医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断壁残垣。所有的病人资料都没了，所有的监控设备都毁了，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本身就残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筑，像团夭折的秘密一样，正随着浓烟渐渐淡去。

一片与外界隔绝的废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乱语的亡魂。这样的调查，怕是电视剧里也不多见吧！

当时刚刚破晓，我们驱车到达现场，那座乌黑得没了形状的建筑蹲坐在山脚下，灰白色的烟气从砖缝、地皮中吐出来，好像童话故事里的黑暗城堡一样。还没下车，一股股刺鼻的煳味和化学味道就向我们袭来，我的嗓子忽然像连续嘶喊了好几个小时一样痛哑。薛队扔给我一只口罩：“赶紧的，听说有三个幸存者刚被送到医院，再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跳下车，我们才发现正门已经被烧坏，铝合金变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门，没想到刚一碰到门我就大叫起来。那哪是门啊，简直就是一块铁板烧，烫得我手指头瞬间红成了胡萝卜头。而且这是密码门，即使知道密码现在也无济于事了。

绕到被砸开的侧门，我们先上到二楼。二楼是生活区，也是防护措施最密集的区域。从门厅到走廊有两道密码门，所有窗户都上了护栏，所有楼梯间都安了护网。但此刻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无形无状的黑色物质，有的粘在墙上，有的脱落在地。我们拿着设备边走边拍，步步为营，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烬的尸体漏掉。

我终于明白薛队为什么在车上问我胆大胆小了。那个场面我就是再抓十年贼可能也遇不上：尸体多数呈焦炭状，惨不忍睹。人体和其他物质一样，被烧后都会水分尽失、大幅度萎缩。不是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惨烈的：蜷在角落里的连四肢躯干都难以辨别，像一团团风干的沥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样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狰狞，全是常人根本无法摆出的姿势。

他们当时一定经历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多数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独终老，但这样的死法，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废墟里一共发现七具被烧焦的尸体，全在二楼的生活区。几个先期勘查现场的同事把我和薛队叫过去，其中一个人指着身边的一扇被烧得漆黑一片的门说：“这间看上去像是药房。里面找到了一些酒精之类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起火点。”

踏进门去，我们发现这是个套间。外间比较宽敞，有椅子、桌子和电脑，里间像是休息室，有单人床和电视机。这里果然比其他地点损毁更严重。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房间里几乎不剩什么完整的物具。外间的外墙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面有一只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摆放器具和药物的。玻璃瓶和各种器皿碎了满地，像一片黑压压的蚂蚁。俯身闻去，果然还残留着一丝酒精味。

薛队让我拿着相机对窗子和药架子反复照相，又对别人说：“把这间屋子看好，仔细提取足迹和指纹。”

看完现场回到队里，领导们对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办的，而且刚刚成立没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设备不全导致发生火灾。那么这就应该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医院法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为纵火，同样不能小觑。可是别忘了，那间医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纵火，即使纵火者还活着，也无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说到底，还是出在医院自身上。一条玩忽职守罪就能给管理者定性。

正在开会，薛队接到电话：医院法人已经逃逸。看来那位老兄已经心虚了。

依照薛队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医院附近走访，希望可以遇到目击者。我这也是新媳妇出嫁——头一遭，虽然有猛将宋琦带队，但基本也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在路上我就问他：“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难找到什么目击者了吧？我看还是以调医院外的监控为主吧。”

“你懂什么？”宋琦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医院外面马路上即使有摄像头，也都是交通探头，录的全是马路，能照到什么？”

我说：“那就算咱们绕着山路开上半天，估计也碰不上几个活人，怎么取证啊？”

我还真错了。虽然医院地处偏远，游人稀少，但一路这么开车过来，我才发现医院门口的主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干道，而且道边有一些农家院餐馆和小工厂。宋琦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进去走访，刚开始的几户都表示当晚没有人出去或者没有路过那家医院，所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在折腾了一下午后，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让我在一个洗车店里找到了两个当晚路过医院的工人，而且他们的话让我们眼睛一亮！

他们说，昨天他们去市里进车蜡，回来路过医院时大概晚上10点，那时候他们特地往医院大楼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停电。

之前说过，医院设备不完善，供电经常出现问题。那么停电之后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队汇报后，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先去医院走访一下那几个幸存者吧。听说他们的状态都稳定了。”

我们驱车去了医院。路上我心里毛得不行，心想现场那些格外瘆人的尸体已经让我够呛了，这重伤员指不定恐怖成什么样呢。看来我这处女任务是相当严峻啊。

不过这位幸存者的状况没我想的那么严重，虽说也基本毁容了，脸被纱布和绷带紧紧包着，只露出双眼和双唇，但肢体还是完好的，被裹得像个粽子，四肢吊在病**，鼻子上还插着好些管子。医生说他除了面部大部分烧伤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医生。”

我扭头冲薛队笑着：“这回好办了，这是大夫！我以为会碰见个胡说八道的病人呢！”

薛队牛眼一瞪：“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挚友。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37岁，你们可以去查。”他的声音沙哑缓顿，毫无音色可言，好在医院病房格外寂静，我支棱着耳朵才得以勉强听清。

然后他又报了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但他又说：“我的老家没人了，要不我也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着。”

薛队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吗？”

他指指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那是我入院时戴的手表。别的东西就没有了，都被烧光了吧。”

据刘挚友说，当晚着火是意外。他们医院刚刚建立，再加上是私人医院，病人不多，设备也不齐全，停电是常事儿。当时恰逢停电，他和另一名叫方涛的医生安排所有的十个病人睡下，然后两个人轮流值夜。轮到刘挚友休息时，他就在药房里间的宿舍里睡觉，衣服都脱了，后来有个叫赵一多的病人非让给他开安眠药，否则睡不着觉。他就给他开了少量安定，不料赵一多大喊“不够”，两人起了争执，赵一多碰倒了药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溅到蜡烛上，就发生了火灾。

我如实记录。又问：“后来你见过方涛医生吗？”

他摇摇头，显得很落寞：“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有他的消息吗？我的其他病人还好吗？”

回来的路上，薛队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么看？”

薛队点了一支烟：“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不过如果真像刘挚友说得这么轻巧，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职业病犯了吧？

这会儿苏玉甫过来说：“刚才内勤联系西北大学和刘挚友的原籍了，确实有这么个人。不过因为伤者面部包扎得太严实，所以比对不了照片。”

薛队说：“不过，刘挚友的话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块手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许携带金属物或者饰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刘挚友。当然还要看接下来对另外两个幸存者的访问。”